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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翘首以盼,农事资源音讯

浏览次数:131 时间:2019-09-20

正如蓝天不能雾霾如盖,江河不得污水横流,大地亦不能厚土载污。“大气十条”、“水十条”已经相继发布,人们翘首以盼的“土十条”何时出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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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第68届联合国大会确定的“国际土壤年”。日前,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农业部和环境保护部等部门联合举办“土壤与生态环境安全——国际土壤年在中国”战略与决策高层论坛,密切关注“土十条”进展,共同为土地质量安全问题把脉。

“气十条”有了,“水十条”也有了,“土十条”啥时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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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12日,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农业部和环境保护部联合主办的“土壤与生态环境安全——国际土壤年在中国”高层论坛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部分与会者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表示关切。

土壤安全制约粮食安全

1.5亿亩土壤受重金属污染 占全国耕地10%!

尽管我国粮食生产已经实现历史性的“十一连增”,但是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依然感到压力重重,因为粮食安全的源头保障——土地质量不容乐观。

在我国,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均属严重制约性,人地、人粮矛盾突出。2014年4月,由国土资源部和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

“粮食的连年增收,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水土等农业自然资源高强度开发利用和农药化肥大量投入使用的基础上。”张桃林说。2013年我国农业化肥施用量为5912万吨,按农业种植面积计算化肥用量为321.5kg/hm2,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是美国的2.6倍和欧盟的2.5倍。而我国农药用量仍然较大,近年来稳定在32万吨左右,占世界农药总用量的1/7。

众所周知,土壤安全关系着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水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如何保障土壤安全成为与会者讨论的焦点。

“当前支撑粮食生产的各种资源要素和环境生态已绷得很紧。”张桃林说。就耕地土壤质量而言,根据国土资源部2009年发布的报告和2013年发布的第2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我国耕地质量整体偏低,耕地基础地力对粮食产量的贡献率为50%左右,远低于欧美等国70%至80%的水平。中低产田占2/3,坡耕地约占40%,土壤养分失衡比较普遍。

土壤科学:最后的科学前沿

不仅如此,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导致一些地区土壤退化严重,如西北地区水土流失及沙化、次生盐渍化,东北部分地区黑土地变薄,南方红黄壤酸化加速,设施蔬菜地土壤酸化、盐渍化和连作障碍等退化问题日益突出。此外,还有部分耕地因受到中重度污染已不适宜耕种粮食作物。

土壤是地球表层系统最活跃的圈层,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是保障人类食物与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

作为人类生存之基的土壤,甚至还成了大部分污染物的主要消纳地,质量受到显着影响。“2014年4月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说。

当前,全球正面临着土水资源紧张、能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等重大挑战。“如何协调发挥土壤的生产功能、环境保护功能、生态工程建设支撑功能和全球变化缓解功能,成为各国亟须解决的重要任务。”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所所长沈仁芳说。

“土壤安全问题已严重制约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水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进而影响到国家安全和国际履约能力。”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尚勇强调,围绕土壤安全,协调发挥土壤的生产功能、环境保护功能、生态支撑功能,既是土壤科学的国际前沿课题,也是我国紧迫的现实需求。

“土壤退化已成为世界性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副主任宋长青介绍,全球约33%的土壤因城镇化、水土流失、养分耗竭、盐碱化、干旱化和污染等带来的严重挑战,可能引起土壤资源耗竭并导致整个文明的衰败。

土壤污染为何难测难管

2004年Science专刊明确指出,土壤是最后的科学前沿。进入21世纪以来,土壤学科发展和科学地位得到了不断提升。国际土壤学会升格为国际土壤学联合会,并成为国际科联的独立成员,充分反映了国际土壤学的学科地位和发展形势。

“一旦土壤被污染,就不是那么简单能恢复的。”李干杰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也道出了土壤治理的难点:与水体和大气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滞后性和难可逆性。特别是重金属污染,因为难以降解,导致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不可逆转。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很难恢复。总体来说,治理土壤污染的成本高、周期长、难度大。

2013年12月,第68届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每年12月5日为世界土壤日,并宣布2015年为国际土壤年。2015年6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成员国一致批准新的《世界土壤宪章》,将其作为推进和规范各国可持续土壤管理的工具。

张桃林认为,要有针对性地开展资源环境利用保护和修复治理,目前农业资源环境监测评估方法尚需完善。“由于我国土壤及产地环境在类型和成因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现行农业资源环境监测评估方法还不完善,监测评估结果往往不能客观精准反映资源环境真实状态和趋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资源环境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当前守住我国耕地红线的形势非常严峻,2012年中国耕地保有量为18.24亿亩,直逼18亿亩警戒线;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大量优质土壤资源转变为非农用地,部分地区土壤资源数量和质量同步下降;我国农村大量耕地撂荒现象普遍,许多传统的商品粮基地已不复存在。

以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为例,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达19.4%,其中重度污染点位占1.1%;而1999年国土资源部完成的我国中东部主要农耕生产区的调查结果表明,12.1%的土壤存在潜在的重金属污染风险;农业部2001年以来对一些重点区域耕地土壤先后进行了4次调查,结果则是总超标率为10.2%。“之所以出现上述差异,究其原因,第一是由于调查的目的、方法、采样点的布局选择和采样密度有差异,第二则是由于评价指标体系尚不健全”。张桃林说。

“这些都说明,我们急需加强土壤资源保护,保证耕地土壤资源数量,提高耕地资源质量,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说。

“应该加强普查摸底,尽快弄清农业面源污染及土壤退化的类型、范围、程度与成因,建立国家级面源污染、产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等数据库,及时掌握农业资源环境状况及动态趋势。科学规划、分类指导,制定国家及地方农业环境污染治理规划。”张桃林说。

藏粮于土:土壤安全利用成共识

在污染“测不准”之外,土壤治理还面临更加突出的难点:“管不住”。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表示,管理技术落后与政策法律缺失也让土壤治理难以顺利进行。

如果没有土壤安全,人类难以确保粮食、纤维制品、淡水资源的安全供应,难以保障陆地生物多样性安全,将会减弱土壤作为地球系统生源要素循环库的潜力,进而失去产生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物质基础。

“尽管我国在土壤退化阻控和障碍消减方面研发了相应的施肥、水分、农艺、生物、耕作等管理技术体系,但由于不合理的耕作管理措施,导致我国养分资源严重浪费,降低了土壤质量,对生态环境也造成威胁。尤其在土壤修复与保育技术体系方面,管理技术与政策法律十分不足。而且至今尚未出台和建立较为完整的土壤保护与管理政策及相应的法律法规。”沈仁芳说。

事实上,粮食安全的根基在于耕地质量,即农作物用地的土壤安全问题。

土壤治污立法刻不容缓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李保国介绍说,当前我国东北黑土地区的土壤退化、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造成的土壤干旱化、南方地区土壤酸化、西北旱作区土壤贫瘠化与绿洲地区土壤盐渍化所造成的土壤安全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粮食安全。

我国目前尚无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项法律法规,只有一些相关规定散见于其他有关的法律文件或政策文件中。这些规定存在明显缺陷。“首先这些规定分散且不系统,往往一部有关的法文件中只有一两个相关的法律规范,这使得土壤污染防治无法系统有效地进行。其次可操作性不强。现行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条款只是原则性、概括性地指出要‘防止土壤污染’‘改良土壤’,而对于如何保护土壤环境不受污染,如何对已污染的土壤环境进行整治、修复或改良,并未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难以具体实施。此外,这些规定明显滞后,不能适应目前的要求。”李干杰强调,加快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刻不容缓。

我国污染耕地约有1.5亿亩,中重度污染耕地高达5000万亩。“要特别关注土壤污染的重点区域,如矿区和地质背景值高的区域、污罐区、油区,以及设施农业种植区和城市周边地区等,更要关注土壤酸化所带来的污染加剧问题。”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院长周健民表示。

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优先保护耕地土壤环境,强化工业污染场地治理,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土壤污染防治法》也于今年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土壤资源持续高效安全利用已成为世界共识。”沈仁芳说。

环保部自2006年起着手启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研究工作。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列入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全国人大环资委委托环境保护部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目前,草案建议稿已经提交全国人大环资委。环境保护部正会同相关部门抓紧编制全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他解释道,在全球环境可持续发展体系下,土壤对粮食安全、水安全、能源可持续性、气候稳定性、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供应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土壤安全的认知必须基于土壤的功能和土壤可能受到的挑战。”

李干杰指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将突出两个重点、三个环节。“要紧紧抓住农用地和污染场地两个重点,对症下药,提出分级分类管理等一系列制度要求,因地制宜,能治则治,暂时不能治的抓好风险管控,确保安全利用。”李干杰说。三个环节即“防、控、治”。“防”就是通过建立严格的法规制度,实施严格的监督监管,严防新的土壤污染产生。“控”就是开展调查、排查,掌握土壤污染状况及分布,采取有效手段,防范和控制污染风险。“治”就是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分类施策,在典型地区组织开展土壤污染治理试点示范,逐步建立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技术体系,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修复。

然而,当前我国土壤的价值被低估,对土壤安全的认识十分不足,对土壤安全的评估也没有一套完整的体系。

李干杰还透露,在《土壤污染防治法》出台之前,会积极研究制定配套政策标准和技术体系。先期研究制定《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条例》、《污染场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农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等法规和规章。修订发布《土壤环境质量新标准》和相关土壤环境标准,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建立土壤污染与治理修复技术体系,为法律的出台和实施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沈仁芳指出,资源数量有限、土壤质量不高、退化现象严重、管理技术落后与政策法律缺失等都制约着对土壤安全的评估工作。

“我们要用6年到7年时间,使土壤污染恶化趋势得到遏制,全国土壤环境状况稳中向好。具体地说,就是使农用地土壤环境得到有效保护,污染严重耕地实现有序休养生息,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污染防治试点示范取得明显成效。”李干杰说。

在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看来,针对我国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已进入“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短缺、长期性偏紧”的新常态特征,以及我国农业资源总量不高、质量不高,特别是时空配置上的不协调和利用上的不合理,农业面源污染与土壤退化等问题,必须从保障我国粮食及主要农产品数量供给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产地资源环境安全的目标任务出发,加强土壤和产地环境治理。

保护土壤:专门法律呼之欲出

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大气、水、土壤是生态环境的三大要素。没有土壤环境质量的改善,就谈不上生态环境质量的整体改善,也就无法保障农产品质量和人体健康。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但目前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立法却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只是在环境保护等现行相关法律中有一些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原则要求或规定。”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说。

据了解,我国目前尚无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项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散见于其他有关的法律文件或政策文件中。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对防治土壤污染也作出了一些规定。然而,李干杰指出,这些规定存在明显缺陷,难以满足当前和今后土壤污染防治的要求。

“分散且不系统、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明显滞后。”李干杰表示,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有效遏制土壤污染加重趋势的关键环节。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南京土壤所研究员赵其国认为,这种情况必须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重视,并希望尽快加以解决。

继“气十条”“水十条”相继发布后,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制定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优先保护耕地土壤环境,强化工业污染场地治理,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

据悉,我国土壤环境保护领域的第一部专门法律——《土壤污染防治法》将于今年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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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不容缓地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同时,应尽快启动《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行动计划》,重点开展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技术工程示范工作,以点带面,加快成功的技术和经验推广。”中国科学院泰州应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中心主任董元华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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